关于知识产权和公共领域的多语教育资源系统

Deconstructing stupidity
解构愚蠢行为

James Boyle, 2005.4.21

在以前两个分别关于欧洲数据库指令和公众信息的专栏中， 我指出我们政策制定过程缺乏数据性证据支持。新权利是根据传闻和可以制造的恐慌上来建立的 。这还有其它例子并且它们并不仅仅发生在欧洲。

托马斯 - 麦考力告诉我们版权法是一种为了作家的利益而对读者的一种征税行为。但征税不应该持续一天以上。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在美国和欧洲，我们一再延长版权期限。美国把版权保护期从十四年增加到作者一生加其死后七十年。这种延期也适用于那些已经去世的作者，我们这样做或许希望他们将在坟墓里继续创作。

因为只有大约4％的创作在20年前的作品还有商业用途，版权保护延期只是为了满足哪4％作品的商业利益而把96％二十世纪的文化牢牢封锁了起来。这对公众的伤害是巨大的，但对作者的利益却微乎其微。在其他领域，如果有责任的官员这样做将被解雇。但这版权领域，他们却不用担心这种危险。

好像我们已经签署了一份愚蠢国际条约。这个条约要求我们忽略证据，实施新权利保护却没有对根据需要对此作出最简单的评估。如果没有什么危险， 没人会关心此事。但知识产权(IP) 是非常重要的。它组成了信息社会的基本规则。我们犯的错误在不断伤害着我们。这些错误对言论自由、竞争、创新和科学的发展设置了高昂的成本。为什么我们还在犯这种错误呢?

对一些人来说，答复是非常显然的。这是因为商业利益控制了决策过程。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结论。但是，不同集团都在这个方面有经济利益。与家电产业相比，电影和音乐业相对微小的。但是版权法是由后者而非是前者控制着。开放代码软件具有巨大市场潜力。但国际知识产权官员却认为它几乎是没有宗教的共产主义形式。

如果金钱总是那么重要， 为什么作决策者能只听取一方的意见呢？ 商业集团实施的控制行为可能对那种决策方式提供了一部分理由。我们需要某些认知上的工具。我们需要解构知识产权愚蠢文化，因此了解它我们就能改变它。但这种愚蠢文化丰富而又复杂，就像一瓶Margaux 酒。在这里，我只能评论一下它其中几个特点。

最大化主义。 我们首先要领悟到的是 许多决策制定是被诚实的错觉而 控制着，商业腐败恰恰不是最重要因素。这种错觉就是最大化主义：如果我们不断创建 知识产权，我们就会达到 更高的创新水平。这是明显错误的理论， 权利恰恰提高支持创新所需要的输入(比如代码数列、基因序列以及数据) 。它们的独占性和反竞争性的作用远胜过它们所能提供推动创新的作用吗？这是个主要问题，但许多我们的决策者似乎从未好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以上观点可以被欧盟委员会错误强调的数据库指令来证明。在没有对非创新性数据编辑进行财产权保护的美国，比接受"劳动"("sweat of the brow")标准保护的欧洲国家拥有更为强大的数据库产业。欧洲制定了更强的权利，美国却没有。但事实上美国在数据库产业上走在了欧洲前头。

这个事实是否曾经让欧盟委员会考虑是否要减弱权利保护？从来没有过。他们的反应是，这反而要求我们必须在欧洲加强权利保护。闭门造车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个人只是吃一点沙拉，看起来非常苗条。为了和他一样苗条，我们必须吃两倍同等数量的沙拉和多福饼！"

对作者的浪漫(Authorial Romance)。他们一部分的错觉来源于认为 发明者和艺术家所进行的创造没有依靠其他人。谁需要利用公共领域材料如果他尽凭稀薄的空气就可以进行创作活动？ 但在许多情况这是错误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工艺师都依赖于前人的贡献。如果被要求遵循当今的规则，布鲁斯乐、爵士乐、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 或硅谷还会出现在这个世界吗？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去 询问新闻纪录片摄制者关于如何获得许可，或者自由软件开发商关于软件专利的事情你就知道原因了。

产业合同。谁是知识产权收益的对象呢？ 他们过去经常是公司。你需要有印刷机或工厂来引发知识产权的作用。这种法律只是不中产业之间所订立的合同。对于它们，这是一个不错的安排，但它在当今却是不可行的了。民众网络出版者、免费软件制作者或者分布的数据分析的科学家，现在全部都被牵扯进了知识产权领域。我们急需调整政策制定结构。

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比如，认为 更大的权利控制总是会促进创新(参见我关于公共信息的专栏) 或我们只能以加强权利保护方式在国际上统一权利保护标准。根本上， 我批评了这些看法不仅仅是愚蠢的，它们而且也变成了一种就像以前认为地球总是平的固定思维和世界观。但是世界恰恰不是平的，我们也不需要签订那些愚蠢的条约。

我需要澄清的是，知识产权是一个好现象(我还未评述其他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自然权利和作者权制度 。我将在以后的专栏中评述) 。不是所有扩大权利的提案是愚蠢的， 但如果我们不开始严谨地考查证据，我们将不会知道我们正在做的是否是正确的。

在我的大学，我们设立了公共领域研究中心来研究公共领域对创新的贡献。我们发现世界上只有我们这一所类似的研究机构。起初，我们感受我们在创新。但随后，我们开始担心。如果 我们考查证据并且忽略公共领域促进创新中的作用， 我们怎么能希望我们能制订正确的政策呢？